时间过得真快，前几年，争论得特别热闹的该不该拆的王府井新华书店，现在已经在原址以新的面貌出现了。它显得更加恢宏、更加壮观。10月6日，我从三联书店买了三包书，提着已经很费劲了，可是当我从这里走过、看到书店门前川流不息的人群，还是忍不住要进去看一看。好在第一层就是卖社科和历史书籍的，我最关注的也就是这两类书。
一进门，我感受到的是两个海洋，一是人的海洋，各个书的展示柜前，都是万头攒动，密不透风，很难再插进去看个究竟；一是书的海洋，品种繁多、装帧精美、五光十色、熠熠生辉。面临着书的海洋，我真想，何必写书？呕心沥血写一本书无非是往这个大海中投入一粒沙尘罢了。提着沉重的书袋，很难接近展示柜，于是便艰难地挤到服务总台，想让服务员给我用电脑查一本有关“单位现象研究”的书，不料总台前一位东北大汉正直着脖子对服务小姐嚷，要她们把叫经理出来，问一问，服务员为什么对顾客爱搭不理。于此，我心窃非之，这么多人，服务员哪能一个个照顾到？不过看着那位大汉“吵兴正浓”，外人很难插上一嘴。新华书店经理被请出来了，一眼看见站在柜台前的我，误认为我是那位吵架的，一再向我致歉，请求原谅。引得周围的人都笑了起来，东北大汉也笑了，事情也就过去了。我想，新华书店的“小辫子”们的态度真是大有改观啊。这使我想起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到达北京那一天，自己在王府井新华书店的遭遇。
自1966年夏季“红卫兵小将”横扫“四旧”以来，新华书店虽然还开门，但是其中所卖的书已经寥寥无几了。除了一些科技书外，社科方面只有毛泽东著作了，其他都是“封、资、修”，一概都在扫荡之列。那时也很少有人光顾新华书店，书店里空空荡荡的，书架上清一色的毛著，每家都有，而且不只一套。这种情况到1971年9月林彪事件出来以后略有好转。当年9月出版了章士钊的《柳文指要》，10月又出版了郭沫若的《李白与杜甫》。尽管这两部书都是违反读书人常情常识的怪书（笔者曾分别为文谈这两部书），但是它们的出现毕竟打破新华书店只卖一种书的局面。
尽管如此，报纸也没忘了鼓吹形势如何“大好”，文化大革命如何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和双百方针的发展，实际上，人民却忍受着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饥渴。像我这样喜欢念点书的人尤为难耐，总希望能买到点可读的书籍。美国总统的首次访华是个震惊国内外的大事，引来大批外国记者，我想此时书店必然会摆出些书来证明文化的繁荣。何况王府井新华书店位于长安街的显眼之处，是国家的脸蛋儿，有点儿粉也要搽在这儿，所以无论如何21日这一天也要到王府井去一趟，看是否能买到些多年以来见不到的书籍。
这一天，阴云密布，北京的天很低。我走进新华书店，店堂显得特别阔大，由于没有什么顾客，服务员一个个表情严肃，好像随时会有敌情出现，店堂里充斥着肃穆之气，给读者带来一种无形的压力。店堂的中间摆着毛泽东的石膏像，后面是展示毛著的柜台，里面陈列的都是毛著的精装本，红彤彤的。店堂的南面是毛著和马列著作的平装本。北面的社科和历史类的柜台上果然出现了一些平时见不到的书，如康德的《纯粹理性批判》《实践理性批判》。黑格尔的《精神现象学》《小逻辑》、李亚农的《欣然斋史论集》等。这些书是不会有多少读者过问的。它们静静地躺在玻璃书橱里等着记者参观。《欣然斋史论集》还是引起我的兴趣的。1963年我读过它。这本书的序写得特别好，能够从史学领域发挥出去，谈了许多文化问题。我在上大学时读过康德的《判断力批判》的片段（60年代没有全译本），有些兴趣，也想买一部《纯粹理性批判》。当我向店员提出要买这两本书时，他冷冰冰地说：“这些是卖给外宾的。”这个回答真是令人哭笑不得，经过文革，已经没有多少外宾了，即使有一些也多是外交或商务人员，谁来买你的中文本的外国著作？但是，店员那种像审判人员一样的口气不许你质疑，一质疑就会被认为别有企图。虽然，那时许多售货员都有与顾客为敌的倾向，但我总以为以书店为最（也许因为我去书店较多的缘故）。我不敢再问了。
后来，我一连三天去这家书店，终于在尼克松离开北京那天买到了这两本书，是个年青的服务员偷偷卖给我的。我在《欣然斋史论集》的封底记下这次买书的遭遇，它还保留到今天。《纯粹理性批判》被朋友看中，久假不归。三年前，有幸结识了该书译者蓝公武先生的哲嗣蓝英年先生，当听到我讲到此次买书奇遇后，送给我一本《纯粹理性批判》。至今这两本书仍插在我的书架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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